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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问题和两个逻辑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三大问题:产品市场供给侧问题、要素市场供给侧问题及两大市场运行规则或制度供给侧问题。两大逻辑:内在逻辑是问题出在产品市场,原因在要素市场,根子在制度供给侧。外在逻辑:驱动发展靠创新,驱动创新靠改革,驱动改革靠调整利益。

二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

所谓内在逻辑就是“供给侧+结构性+改革”的内在逻辑联系。我们看到的问题,是产品市场供给的结构性过剩,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扭曲,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运行制度或规则的结构性随意变动和冲突。其内在逻辑是:问题出在产品市场供给侧,深层原因在于要素市场供给侧,根本问题还在于市场规则制度供给侧。能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,就成了关键之关键,根本之根本。

其一,产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产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涉及到厂商主体。也就是说,厂商是产品市场供给侧主体。厂商为什么制造过剩,要找出其真正的原因。

过剩的原因有两个:第一大原因是政府劝诱,也就是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,全力以赴地兴办园区,招商引资,扩大生产能力,致使制造能力过剩;第二原因是厂商行为盲目,厂商普遍缺乏对市场的判断,经不起政府的劝诱,免费土地、减免税收或者先征后返等政策的诱惑,到处投资建厂。这两者又是密切相连的,没有前者的劝诱,就没有后者盲目。

结构性过剩的原因也有两个:其一是房地产业扭曲了结构,房地产业的过快过度发展,传递到上游所有产业疯狂发展,钢材、铝材、水泥、玻璃等70-80多个行业疯狂发展,致使房地产稍微发展慢一点,大量的过剩就露出水面,大多数表现为上游资源性国有厂商为“僵尸企业”。当然,这里也有“铁公机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其二是传统制造业缺乏技术、低端制造、贴牌加工、粗制滥造、假冒伪劣等生产疯狂发展。因为中国快速发展,人口众多,需求层次差异较大,低端产品也有广泛市场。现在需求升级了,低端需求逐渐收拢,但是,制造能力仍然存在,主要表现为很多中小型民营厂商成为“僵尸企业”。

要禁止住宅地产成为投资品,只允许作为住宅品;中国人口太多,自有住房文化难以改变;一旦允许其成为投资品,就必然是富人投资拉动房地产价格高企,穷人就买不起住房,农民或农民子弟就进不了城市,不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,而且严重阻碍城镇化进程

从这样的认识寻找改革的切入点,改革的着力点很显然就可以找到了。其一是改革国有企业;其二是改革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;其三是改革房地产业制度();其四是改革市场管理制度,大力压缩低端产品产能,尤其是要净化市场环境,严厉打击假冒伪劣、坑蒙拐骗,要像反腐力度一样,来治理社会腐败;其五是提高产品制造标准。特别是要改变资源配置机制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,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多放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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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,要素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要素市场供给侧涉及到居民主体,居民是要素的供给主体。劳动、资本、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都应该是居民供给的,然而在中国土地要素不是居民的,没法用现有的理论来解读土地要素的供给。那么要素市场供给为啥会扭曲呢?

从劳动市场来看,第一是计划生育制度,现在已经放开二胎,但是相关的制度保障尚未建立。人口老年化相关制度没有建立,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十分突出,城市还有年轻人,农村几乎看不到多少年轻人,老了没人问,病了没人看,死了都找不到人送到火葬场或者抬上山掩埋,农村老人才是真正需要扶贫的对象。第二是户籍管理制度,这个问题不解决,城镇化就会受阻,只能是半城镇化和农村空心化并存的矛盾局面。城市的经济适用房是针对户籍在城市的,而不是针对进城农民工和新进大学生的,农民工和新进大学生是最需要经济适用房的,却无法享有经济适用房政策。第三是东中西部人口偏移,人才、青壮年劳动力全部东移,向大城市移动,最终,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和城乡差距。这个如何设计制度来引导,是一个大难题。第四是体制内外制度,“新人新办法,老人老办法”的过渡性制度,如何改革为统一的用工制度,是需要着力解决的。

从资本市场来看,第一是利率市场化需要大力推进,存款保证金制度亟需建立。第二是直接融资市场制度规范化,无论是拿来主义,还是自我创新,都急需要有切实的改革措施,要有顶层设计。第三是整治影子银行,不能够任其泛滥,扰乱金融市场秩序,制造金融泡沫,去杠杆很大程度上是在这里发力。不要以鼓励金融创新,变成了放任其胡作非为。第四是互联网+金融,需要按照金融规律来运作,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性规范和监管,不是政策鼓励,就可以不监不管,以防技术手段创新混乱了金融秩序。

从土地要素来看,第一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当前,正在做土地确权,所有权、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,是最好的设计吗?这样分是短期的,还是长期的?承包权是三十年,还是五十年,还是一百年,还是更长的时间,有什么来做保障,谁说了算,都是一个大问题。第二是城市土地制度改革,同样存在时间问题。四十年、五十年、七十年,那么再往后怎么办。不知道这样的年限确定是否有理论依据,总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或理由吧。温州已经出现了这一短期制度所引发的矛盾,难道不需要给老百姓一个更长的制度保障吗?第三是派生产权问题。产权派生的越多,越不利于执行和市场交易,越容易引发人们短期行为,老百姓缺乏稳定感。第四是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土地的随意性和农民利益损失严重性,直接导致国家耕地的减少,农民失地。第五是农业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的矛盾,在土地碎片化背景下,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,这需要在制度上做怎样的突破,顶层设计考虑了没有。

从企业家才能要素来看,第一是如何建立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,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,企业家精神就是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。中国现有的很多制度弘扬的是做官意识、强权意识、奸商精神和对失信的容忍和放纵,这样的制度供给,很难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。第二是如何保障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在法治框架下作为,而不是一个小科长,就能够整死一家优秀的企业,胡作非为。第三是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,打击假冒伪劣,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,让真正的创业者、创新者保有充足的动力。第四是建立稳定的市场运行规则或制度,让企业家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,让企业有长期的经营战略,让企业用工匠精神去做事情,而不是急功近利,唯利是图。

其三,制度市场供给侧改革

近三十多年来,我们一直在谈改革,改了三十多年,还要深化改革,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,还没有完成改革任务呢?俗话说: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改了三十多年,还没有到“河西”,这就有问题了,是旧体制太顽固,还是改革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,还是没有找到目标,都值得深入思考。在中国制度供给不足,成为举目之交点。所以,“权威人士”的意思: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关键在于改革。”我完全赞同,改革不到位,制度供给不足,供给侧结构性问题,就难以化解。

中国制度供给怪圈:领导暗示>领导批示>政策文件>规定>法律。这样运行下去,岂不是导致制度随意性,下属都在看领导暗示做事,理解对了就能够获得利益;理解错了,即便有法律依据,即便有政策文件,即便有领导批示,那也是枉然。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,不懂潜规则,就没办法成事。真正的制度是法律,没有法律依据,或者有法不依,那这样的法律就可以随意践踏。制度供给不足或者不按照制度行事,几乎成了中国人行事的习惯,啥事都找人,找到有权力的人,大权力的压倒小权力的,谁找的官越大,谁就越有理,谁就能成事,只要有权利的人说说话或打个电话,即使是违背法律的事情,也能够蒙混过关,甚至照做不误。这真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,诺大的国家,竟然不按照法律运行。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话说:这叫做“中梗阻”。如何通过制度方式,来解决“中梗阻”呢?

中国制度供给怪像:文件与文件、政策与政策、规定与规定、法律与法律及其之间的交叉,相互矛盾,相互抵触。按照甲文件规定是正确的事情,按照乙文件规定就是错误的事情,执行者可以随意选择性执行,就看他拿哪一份文件来处理,留有了设租寻租(执行腐败)空间。没有统一的顶层设计,政出多门。法律也是这样,相互打架,相互矛盾,也是常见的事情。地方规定那就更是这样了,各个部门都可以出台所谓的规定,只要有利于本部门利益,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,只要没有上级来查,只要民怨不大,捞足了利益再说。制度的自洽性,迫切需要“顶层设计”来解决。

中国制度供给怪味:很多文件、政策、规定,甚至法律条文,留有足够的空间,由执行人或执法人随意裁定,这就给裁定人充分的寻租空间,即可以不惩罚,也可以重惩罚;既可以少惩罚,也可以多惩罚;既可以这样执行,也可以那样执行。这不是有意让执法者或执行者随意践踏吗?很多政策还留有鼓励地方“创新”的语言,那么,这样一来,谁都可以不执行,美其名曰:创新、试点或试验。

所以,强化改革的“顶层设计”是绝对重要的、必要的,也是必须的。如何做好顶层设计,这也是一大难题。中国这么大,区域差距大,地理自然因素差异也大。“一刀切”与“因地制宜”的关系要处理好,否则,顶层设计就会成为“一刀切”。但不管怎么说,都要回归到法律层面。依法治国,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治理手段。

综上所述,表面上看,是产品市场供给侧出现了结构性问题,是由于要素市场被扭曲,没有形成资源的市场化配置,政府干预过多,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过多,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。从根子上来说,还是制度供给出了问题,尚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。所以,认为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关键。

好的制度,能够使坏人变成好人;坏的制度,会使好人变成坏人。这是大家共知的道理。

标签: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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